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史官传统。从《春秋》到《太史公书》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一直是文人“立言”的目标。

文翁化蜀之后，蜀地文物勃兴，彬彬乎一代。但是，在《华阳国志》问世之前，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一直相对较少。信史的缺位，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视作蛮荒之地，为了扭转世人对巴蜀的偏见与误解，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自刘氏柞替而金德当阳，天下文明不及囊世，逮以多故……然逮在李氏，未相条贯，又其始末，或有不详。第璩往在蜀栉沐艰难，备谙诸事，更叙次，显挺年号，上以彰明德，下以志违乱，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。”

这段话，就是常璩修史的纲领。补正史之阙，“有益国史之广识”，道出了《华阳国志》这部书的旨归。

▲《华阳国志》。图据四川方志图库

《华阳国志》全书共十二卷，其中前四卷《巴志》《汉中志》《蜀志》《南中志》分别记述了巴、汉中、蜀和南中各州郡的建置沿革、地域范围、风俗、山川、道路、物产、歌谣、当地大姓等内容。

《华阳国志》第五卷至第九卷，主要内容为叙述东汉初年至东晋初年，先后在蜀地建立的各个政权的历史。最后三卷内容均以叙述人物为主，其中第十卷《先贤士女总赞》是《华阳国志》中唯一没有以“志”定名的一卷，该卷采用了先赞后注的体例，是一种有注有赞的文体。

▲图据成都方志

作为蜀地的中心城市，《华阳国志》对成都的记载相当丰富。常璩用真挚饱满的情感，勾勒出成都的民风民俗、山川形胜。

通过常璩的记载，我们知道了成都建城2300余年，中心不改、城名不变。《华阳国志》不但记载了“赧王四年，惠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311年），仪与若城成都，周回十二里，高七丈”，而且还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成都的早期城市规划，“成都县本治赤里街，若徙置少城内。营广府舍，置盐、铁、市官并长丞；修整里阓，市张列肆，与咸阳同制。”

▲在龙泉山上遥望雪山。摄影：王勤

今天，当人们来到成都，流连于锦里的安逸，惊羡于蜀锦的绮丽，惊叹于成都博物馆镇馆之宝石犀的体量和技艺之时，都能从《华阳国志》中找到历史的回响。甚至成都平原“天府之国”的美名，也曾经历了从代指关中到专指成都平原的几多变迁，最后才在《华阳国志》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，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也”的描述中得以正名和确认，传承千年，再无变迁。

此外，西汉时期文翁兴学，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评论称“至今巴蜀好文雅，文翁之化也。”如此重大的事件，不见于《史记》，常璩却在《华阳国志》中作了详细记载，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、彪炳千秋。

对古代四川的科技史，常璩也多有记载。他曾多次写到临邛（今邛崃）等地的制盐手工业对天然气的使用。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，证明了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。

▲郫县出土东汉盐井画像砖。图据《大众考古》

对于风俗的描述，常璩的笔墨也十分传神精当。在《华阳国志》中，常璩对巴地总结为“其民质直好义，士风敦厚，有先民之流”；对蜀地则评价为“蜀多文士、好文雅”，最后总结为“巴有将，蜀有相”。

正是因为《华阳国志》的客观、准确、完善、广泛，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晋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。之后无论是范晔著《后汉书》，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郦道元注《水经》，司马光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只要涉及到西南史地，都不免会参考《华阳国志》的内容。

▲文翁石室旧址。图据图虫创意

司马迁为写《史记》，游历天下；而常璩也是一位用双脚丈量历史的史学家。常璩本人在巴蜀地区常年的田野考察，为《华阳国志》的写作积攒了丰富翔实的材料。

▲图据成都方志

公元314年秋天，是常璩田野考察的起点。他的第一站是江州，即今天的重庆。他乘船从家乡成都顺流东下，辗转来到江州，奋笔疾书记录下了所见所得。

旅行中，也经历了艰险。在南中地区，他曾被獠人捕获。幸运的是，他凭借自己掌握的医术，治好了当地的瘟疫，被奉若上宾、礼送出境。结果在回程的路上，又被另一支当地少数民族所俘虏，并被卖给羌人为奴，好不容易才脱身离开。这趟旅程，堪比张骞凿空之行两度为匈奴所获的经历。

坎坷曲折的经历，让常璩深入地了解到了巴地、南中、夜郎、滇国的地理历史，同时也对各地物产及其分布、功效，以及各地迥异的民风习俗等有了全面的掌握，为他修志提供了丰富的真实考据和田野资料。

四年后，常璩回到了成都崇州常家坎，开始整理这次旅行的所见所得。不久后，常璩担任成汉国的太史令。作为史官，常璩亲手对成汉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，让他如获至宝的是，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三巴记》《蜀都赋》《风俗通》《益州记》《前汉记》《南中异物志》《益部士女传》《辅臣传》等珍贵史料保存完好，这些书籍对于他研究巴蜀历史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支撑。

▲崇州市元通古镇。摄影：韦爱萍

之后成汉政权发生动荡，常璩被流放哀牢山，这里位于南中之地，环境恶劣，可是常璩却得到了当地郡守尹亮的厚待。不久后，常璩在南中开设了多个学堂和私塾，招收学徒。

后来，常璩再度被启用，回到了成都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继续负责修史。之后桓温伐蜀，成汉灭亡，常璩来到了东晋的都城建康，开始着手对巴蜀之地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补充，打通了巴蜀之地从神话传说时期到东晋初年的漫漫历史演进和变革。六年后，《华阳国志》横空出世，这本书写成不久就广受赞誉，多方传抄。

公元361年，常璩抵达了生命的终点。他的妻子和女儿护送灵柩，将常璩从建康一路护送回到了家乡崇州安葬。一代历史巨匠魂归故里，安葬在了他一生牵绊的巴蜀大地之上，而他的故事却随着《华阳国志》，被后世传颂了上千年。

▲崇州市风光。摄影：秦志伟